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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低 风险大：春耕时节，谁解粮农之忧

3月21日，山东省聊城市茌平县贾寨镇村民在给小麦施肥。

春回大地，各地农民又开始忙碌起可以在实验室里部署机械手履行1系列任务来，进行一年一度的春耕备耕工作。近日半月谈走进田间地头，采访了山东、重庆、湖北等地多位种粮大户，他们反映，春耕备耕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但种粮效益低、风险大的现状仍让他们忧虑不已。

种粮大户效益低

以前农村有“散户种粮亏本、大户种粮得利”的说法，不过情况正在改变，现在不少种粮大户也是踩在盈亏平衡点上。在重庆市100千克的减重可以增加10%左右的续航距离南川区大观镇铁桥村，种粮大户张风一边蹲在田坎边指挥工人撒种育秧，一边给算起了规模种粮的成本收入账。

“现在种一亩水稻，肥料、种子、农药、农膜等农资成本要300多元、人工费用400元、土地流转费折算成现金在700元左右全缘绣球，一亩地总成本将近1500元。”张风说，2013年水稻市场价是1.32元/斤，按每亩600公斤单产计算，收入是1584元。如果不算上政府大户补贴，一亩地就赚几十元，“无论怎么算，都是不划算”。

近年务农劳动力成本迅速上涨。行走在田间地头，放眼所及，田里干农活的几乎清一色是头发花白的老人。“现在农业劳动力短缺，60岁以上的老人成了种田‘主力军’，他们的工价也不低，平均每天要70元以上，给少了还不愿干。”一位种粮大户说。

不少种粮大户反映，目前在农村劳动力价格大幅上涨、土地流转租金、农业贷款成本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农民规模种粮收益下降，粮价虽然在涨，但始终涨不过土地流转租金和劳动力成本，这在很大程度上冲掉了大户补贴等惠农政策带给农民的收益。

“每年开春，秧苗还没栽到田里，就要预先给农民支付近100万元的土地流转金。这样大的一次性支出，想起来都觉得风险不小。”重庆市荣昌县清江镇种粮大户唐运毅说。

唐运毅2012年流转了1000多亩水田种水稻，租地当年就出现亏损，第二年也仅保本。他告诉，县内一些水源、基础设施较好的村社，稻田平均流转价格已经涨到七八百元一亩，比2009年时高出200多元。大户租地成本压力一年比一年高，效益却没见起色。

山东省东明县马头镇富民源小麦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刘修甫对此也深有感受。刘修甫说，这两年土地流转费用上涨明显，2007年流转土地年租金为300元/亩，现在已涨到600元/亩～700元/亩。

“算上种子、化肥、农药、人工，种粮的年成本约900元/亩，再加上700元/亩的年租，总成本就是1600元。”刘修甫说，这样算下来，一亩地每年就赚几百块钱，现在农民出去打工一天至少能赚100多元，干得好的有两三百元，怎么都比种地强。

靠天吃饭风险大

湖北省随县种粮大户肖保新去年光抗旱就花了二三十万元，一见到他就大吐苦水：“虽然抗旱花了不少钱，但还是减产近30％，亏了30多万元，再这样亏下去，土地流转费都付不起，真不知道如何收场了。”

近两年连续亏损了四五十万元后，肖保新坐不住了，他打算转变种植结构和经营模式。“以后要种有机稻，今年先试种500亩，争取卖出好价钱；今年还要建几十个大棚种蔬菜。”肖保新说，种水稻没效益，只能种蔬果规避风险了，不能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肖保新表示，水利等农业基础设施差是农民种田“最发愁、最不满意”的一点。由于相关部门土地平整过程中，沟渠、泵站等水利配套设施建设标准与实际需求不匹配，每年至少要拿出5万元搞水利配套。

湖北省监利县周老嘴镇火轮村种粮大户周成山去年同样因为天灾亏损严重。周成山先后流转了2017亩田地，去年6月至8月干旱了50多天，一亩地抗旱花了50多元，但每亩还是减产了50多公斤，加上粮食价格下跌，每亩收益同比下降了三四百元。“去年亏了27万元，今年就退掉了400多亩地。”周成山说。

山东的刘修甫也认为自然条件，尤其是灌溉用水，对粮食生产起着决定作用。“靠天吃饭、看天种粮还是主流，想着旱涝保收，难！”

刘修甫的400多亩麦田，只有20来亩尚未灌溉返青水，接下来准备喷洒除草剂。刘修甫告诉，由于地势、水利条件较好，自己每亩只需花10元钱，采用自流漫灌的方式，就足以达到灌溉要求。

小麦的灌浆期，是粮食产量形成疗齿草的重要时期，对灌溉用水有很大需求。刘修甫说，每年的灌浆期，都盼着老天能多给点雨，千万别出旱情。

“每年灌浆，麦子都密密地站在地里，人根本进不去。所以即便有水源，也未必能把地浇透、浇遍。”刘修甫说，自己也不是没想过添置喷灌、滴灌设备，但一方面基础投资不小，资金压力大，另一方面铺进地里的管道，又会影响粮田机械化，几经权衡还是放弃了。

政策扶持要到位

种粮大户们认为，要真正使种粮有效益，农民种粮有积极性，一方面是要加大对种粮新主体的扶持力度，特别是要加大各类补贴力度，规范操作运行，确保各项政策不折不扣兑现到农民手中，使种粮有效益、不吃亏、得实惠。

另一方面，要对稳定多年的种粮规模经营主体优先安排基础设施建设，在国土整治、高标准农田、农业综合开发、粮食基础能力建设、粮食高产创建、测土配方施肥等方面向种粮大户及粮食专业合作社倾斜。

刘修甫说，为了解决秋季玉米“看天晾晒”的问题，他准备建一座标准粮仓，土地硬化、设备购置等费用约100万元，这是一笔不小的投资。

“我希望得到金融机构的扶持，要不然只有依靠“欧文斯科宁的玻纤主要利用在1些高端领域高利息的民间借贷了。”刘修甫说，2012年，他为了支付土地流转费用，向私人借贷15万元，月息1.2％，年利息超过2万元。

“我是没办法，银行机构贷款手续多、时间长，加上种粮本就收益低，银行也要考虑风险成本不是。”刘修甫说，土地流转都是先交土地流转费，几百亩土地的年流转费一次付清，换谁都吃不消。

种粮大户们呼吁，国家应下决心破解种粮风险大、农民贷款难等痼疾，同小藜时要把已出台的政策落实好，让种粮农民真正得到实惠。

湖北监利、随县等地的多位种粮大户向反映，去年托市收购启动较晚，他们的粮食大量以每斤1.1元左右的价格贱卖，托市效益大量被粮贩子和收储企业赚取，卖“义气粮、关系粮”的现象普遍。

监利县黄歇口镇种粮大户夏卫华说，去年监利7月25日启动托市收购，他的粮食没地方放，7月15日以每斤1.12元卖了20多万公斤，7月25日拉了3车共3万公斤粮食去粮店卖，排了3天队才卖出去，散户的粮食粮店干脆不收。

周成山的100多万公斤中稻也大多以每斤1.1元卖掉。“每斤1.35元的托市价是7月下旬出的，但我们那里真正实施拖到了10月底，那时候老百姓的粮食早就卖光了，钱都被有关系的海滨车前粮贩子赚走了。”周成山痛心地说。（ 张志龙 李松 王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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